在复旦大学就读传播学博士是怎样的体验

作者：德川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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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大学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象牙塔，它是一个有机的、变化的存在。

正因为此，时代或个体的差异，常使“大学就读体验”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然而，在那些庞杂、模糊、千变万化的个人体验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一些共性，这些共性经过积淀、总结、升华，最终成为了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正如当我们谈论复旦时，首先会想到“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它几乎成为母校的“非官方校训”或“精神图腾”。

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是怎样形成的？当我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命题。如今，至少有一点能够确定，复旦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复旦，校方的努力和推动是重要的一环——在这里，“校方”并非是高高在上的、与复旦师生对立的概念，事实上，为复旦设定制度章程的那些人，原本就是这里的学生。我诚惶诚恐地敲下这篇答案，既是为了感激母校的培养，也希望它能为正在、或即将进入复旦学习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视角。草长莺飞几度，但有些东西仍会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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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底，父亲送我去复旦报名的第一天，我们拿到了一样对他来说颇为新鲜的事物——选课书。此后4年共8个学期，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一本选课书，可选课程越来越多，选课书也越来越厚。每学期末，我总要花上几天时间，仔细筛选、比对几千门课程，从中挑选出自己感兴趣的，输入选课系统并等待结果。

然而，1979年，当我父亲考入复旦时，并没有“选课”一说，所有的课程都是安排好的。他的大学生活更近似于我的高中，每天清晨起来晨跑、背单词，和本专业的同学一起去上课。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复旦学生王德峰——现已是复旦哲学系教授，与我父亲有着如出一辙的经历。他说：“1978年到1982年，我在复旦读本科时，所有的课都是定好的。但只要没课，我们就到各个院系去听课，中文、历史、物理、哲学……我都旁听过，虽然题目不会做，但我因此接触到了这些学科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末，复旦课程改革启动，牵头者们正是那些曾经在校园里四处“旁听”的教授们。课程改革最直观的呈现，首先是选课制度的推行，其次是十多年来日益变厚的选课书。我曾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复旦教授方家驹这样描述课程改革的目的：“为了给复旦学生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让学生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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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句话中的深意。

如今，我已经懂得自由的可贵，明白“拥有自由而不能独立，仍是奴隶”的道理，并愿意为其承担责任、偿付代价。但在复旦学习的头两年，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我一度迷茫。这种迷茫，在大二时看到一篇在复旦同学中流传极广的《选课学导论》后达到了顶峰。

这是我的朋友如获至宝分享给我的“选课秘籍”。当学生们被赋予选课的自由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对课程的选择并不仅仅意味着你想学什么，还意味着你能拿到怎样的成绩，而成绩又与大学之后的人生息息相关。

而《选课学导论》推崇者们，就是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在钻课程政策空子”的功利主义者。在《选课学导论》中，作者“指导”新生们通过选择评分宽松、内容轻松的课程拿到高绩点。在开篇他这样写道——

同学们，我所要教导大家的选课方法，其实是一种投机的思路和对未知事物的判断能力。不错，选课就是一种投机思想——你选得上好课，就必然有别人选不上好课。你轻轻松松地拿A，就必然会有人累得半死还拿C和D。竞争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世界也因此变得精彩。

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争议。在许多同学看来，选择一些学术价值不高、对完善自己少有帮助的课程来获得高分，似乎太过功利。同时，也有人认为，这种投机行为使坚持选择“累得半死还拿C和D”的学生，成为了不公平竞争的牺牲者。

类似的争议旷日持久。事实上，直到我毕业后，又诞生了许多类似《选课学导论》的衍生品，比如某种可以查询课程老师给予学生评分比例的软件。理所当然的，这个软件在客观上助长了一种现象：学生们又一蜂窝地涌向了评分“手松”的老师，以至于一课难求。

毕业后，我终于有机会辗转联系上《选课学导论》的作者。那时，这位学弟刚刚以全专业绩点第三的成绩毕业，正在MIT深造。他说：“成功申请到这里来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都是成绩极好的‘学霸’。我深知自己资质有限，倘若当年错选了一门课，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那次聊天中，学弟承认自己上过很多“水”课，也逃过不感兴趣的课。他说：“有很多同学来批评我啊，说我怎么能把大学读得那么功利。我很能理解这样的声音，但也不会放弃我的观点，这就是大学的多样性的体现。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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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功利”的想法，却与当年复旦课程改革的推进者，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的观点不谋而合：“改革就是要打破制度上的弊病。学校不能做一个保姆，为学生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把精力放在给同学提供更多的机会上，让他们自己选择。因为我相信选择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在复旦，“自由”就是为每个学生提供均等的机会，让我们自行选择成才的道路。“无用”就是不强行输出价值观，告诉你这一种人才高于那一种人才——自由与无用，却使灵魂独立有了基础。

2012年末，我已经毕业一年余。因某次机缘，曾与复旦一名通晓课程改革前因后果的老师聊过此事。他曾感慨说：“这样的改革，我们是很难看到回报的。因为我们没法像判断科研成果那样，用指标去衡量人才的质量，然后判断这一种培养模式优于那一种。但我们不会放弃探索和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学校的立校之本。”

正如有现实主义者，就有理想主义者，在校园的其它角落，也活跃着另一种人。不知诸君是否记得，2012年时，曾有一份“复旦蹭课地图”在网上流传甚广。这份地图共推荐了25门公共课，其中9门被标注在地图上。这些课涵盖了各个领域，从文史经典到哲学思辨，从科技文明到生命关怀，从艺术创作到审美体验……既有开了10多年的“老牌”课程，也有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众”课程，每一门课都注有详尽的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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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由《复旦研究生报》发布。它的制作者之一，是一位当时在复旦读研二的女生，她告诉我，在考研进入复旦之前，自己从未去蹭过一门课。但刚进研一，就有同学推荐她去蹭一门名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政治课，授课者是陈果。

陈果的课让她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陈果老师说，孤独是一种圆融的高贵。那段时间，我总是挣扎于自己的处世方式，羡慕那些交际广的朋友，怀疑自己太过孤僻。听到这句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明白这种处世方式并无不妥，于是就能够坦然前行。”

至于为何要制作这份“蹭课地图”，这个女生提到了发生在1994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由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发起。这场“不合时宜”的讨论持续了两年，讨论中所展现的精神生态和人文关怀问题，在之后越来越体现出了价值。

这枚人文精神的火种，正在被一代又一代学生传下去。归根结底，智慧高于知识，正如课堂高于课本，一门门的课程构成了实现大学价值的最基本单位。复旦鼓励学生自由选课、蹭课，就是鼓励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取知识。学生在教室间穿梭“赶场”，追逐适合自己的知识，这样的场景，成了“人文精神”的具象化体现——在复旦，一门好课可能有超过500个听众，其中六成是旁听生，能够容纳数百人的大报告厅里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站满了人。

我始终觉得，上课是一种本分，蹭课是一种境界。蹭课是真正的出于兴趣、自愿，出于对知识和学术的热情，并体现出大学的基本特质——“知识殿堂”，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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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学身为一个社会的思想中心，这种“自由与无用”的理念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复旦的学生。

我的朋友 @肖文杰 在大二时曾长期观察过两名旁听生，并写下了他们的故事。其中一名旁听生叫庄索远，他是个早产儿，无法离开轮椅生活。因为无法参加高考，又不想“使自己最好的年华白白虚耗”，萌生了到复旦旁听的念头。

肖肖的文章中这么写道：

每回上课，父子俩总是提前半小时到教室。父亲庄亚伦推着庄索远的轮椅进来，先将书包放好，然后去搀扶儿子。庄索远扶着父亲的手臂，贴着桌边一拐一拐地挪到座位上，坐定后，拿出一本印有复旦校徽的笔记本，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上。从2006年开始，时年21岁的庄索远就成了复旦大学的长期旁听生。

他旁听的第一门课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那是2006年9月4日的早晨，他和父亲提前40分钟就打车到了学校。当时，惴惴不安的父子俩最害怕的是进不了校门。此前，庄亚伦还曾通过同事辗转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傅德华老师，希望能够帮忙打一声招呼，以免“被挡在校门口”。

但这样的担忧在走进校园后一扫而空——他们没有被挡在门外，樊树志教授进教室后看到了父子俩，上前打了个招呼。8点上课铃响，他们的旁听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另一个旁听生是个女生，闲来喜欢翻看《红楼梦》。每周的某一天，她都会从单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复旦听《红楼梦与人生》。每堂课上，她都是讨论最积极的，想法也常常让授课老师罗书华感到“惊叹”。

“我甚至很羡慕她，因为她那么小的年纪就对《红楼梦》那么熟悉，对内涵把握那么深刻。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比她还差得远呢。”罗书华对学生说，“来上课的学生都是真正对《红楼梦》感兴趣的，正式学生和旁听生没什么区别。”

好几年后我仍然惦记着肖肖的这篇文章，有一回聊天问起时他告诉我，这段旁听经历也改变了那个女生的人生轨迹，那时，已经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了5年多的她，决心辞职，并在之后考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旁听生的身影在一流高校并不少见。其中不乏生活落魄，贫无立锥之地，却满怀学术热情，数十年如一日的旁听者。历史上，“旁听出大师”的案例比比皆是，他们的存在，成了高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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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对我回忆过30年前的复旦校园，他的描述让我悠然神往。

他说，那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压抑了多年的对知识的渴望喷薄而出。白天，在复旦的校园里，每一个教室，每一块草地，甚至每一处转角都能看到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学生，整个校园生活仿佛一首气势恢弘、高度统一的交响曲。到了晚上，他在寝室里和似乎永远都说服不了的同学们争论各种社会问题。30年前，正是中国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机的时刻，历经千辛万苦踏入校门的这群年轻人，多多少少怀着兼济苍生的责任心，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大学时代，大学承担的责任感和神圣感比以往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清晰。但我同时深知，那种交响曲般经典而统一的大学生活一去不复返，如今，复旦与时代一同前行，我更热爱这片校园里到处闪烁着个性的灵光。自由是复旦给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允许怀着不同的梦想，做自己认为值得一做的事情。

人生之路漫长，不知那方3000亩的广阔天地所给予我的，我还能保有多久。但愿如毕业时老师所寄语的：“多年以后，我还能在你们身上看到复旦，看到大学，看到你们身上闪烁着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光辉。”